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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成果入选国家级高端学术文库!

发布日期: 2022-06-20浏览次数: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旨在打造国家级高端学术品牌,集中推出反映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前沿水平、体现相关领域最高水准的创新成果。此次我校2项成果入选2019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为我校再添了2部精品力作。

  《弱者权益保护基础理论研究》脱胎于他2007年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弱者权益保护研究》,2012年此课题提交鉴定,结项等级为“优秀”。自2012年后,他又继续在弱者权益方面不断探索,相继在《中国法学》《法学》《江海学刊》等刊物上发表有关弱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论文,因而产生了申报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想法。

  相比于学界有关弱者权益保护领域的论著,此次入选的《弱者权利保护基础理论研究》有其独到之处。

  一是从弱者研究的“贫穷范式”转到“剥夺范式”,以自然的剥夺、社会的剥夺、政治的剥夺、法律的剥夺来解构弱者的成因;

  二是将弱者在逻辑上进行新的分类,以心理上的弱者、生理上的弱者、能力上的弱者、机会上的弱者、境遇上的弱者五大类型,较为完整地对社会上可能存在的弱者类别进行了标准划一的归类;

  三是将人的尊严确立为弱者保护的指导思想和伦理总纲,将改变弱者境况作为提升他们尊严的必备条件;

  四是以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失败者正义三大原则来解构弱者保护的基本原则。以人为本是从个体的角度说明弱者为何必须被平等对待;社会公平则是以社会义务为出发点,强调国家与社会对于改善弱者不利生存境况必需担当的责任;失败者正义则是对于在风险社会之中,人们可能由于选择不当、认识错误下所导致的失败,强调国家与社会必须通过给予“第二次机会”的方式,使弱者能得以保护、休整,从而能在总结教训、提升能力的基础上再行出发,重建自己的美好生活。

  他坚信,这三大原则从逻辑上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无论是对个体、社会还是对特定弱者来说,这三个原则都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可以为一个全面的、公平的社会福利制度提供理论基础与制度设计时的伦理依据。

  胡玉鸿明白,顺利入选代表着评审专家和学界同仁对成果的肯定,他很庆幸成果能在执中国出版界牛耳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但这并非终点,而是新的开始。他强调,一方面,作品还需重新进行修订,力争更为完满;另一方面,还要继续长期关注弱者问题,为弱者权益的保护进行更深的理论探讨,提供更好的制度设计建议。

  自2000年起,胡玉鸿即开始关注法律上的“人”的问题,试图通过法律人的建构对法律原理进行最为本源的解构与认识。他也被誉为“国内法学界对法律与人的关系用力最勤的学者”。

  “一定程度上说,法学就是人学:人是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法律人建构是法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个人主义方法论是研究法学的不二法门,而法律的人本化、人性化、人道化、人情化则是应然法律的基本属性。”

  在研究过程中,胡玉鸿发现,不仅要对正常人、一般人加以分析,同时对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弱者,法律更应当加以倾斜保护,使其能够与正常人一样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因此,在2006年中国法理学年会上,他提交了《弱者权利保护论纲》这一论文,后摘要刊发于《南京工业大学学报》。

  在胡玉鸿看来,任何一个社会都建立在差别与分层之上,而社会上的人们在条件、能力、机会方面也各有不同,因而,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心理上、生理上、能力上、机会上、境遇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弱者,对他们的关爱、帮助以及制度支撑,不仅是法律人道主义的体现,更是和谐社会、人的尊严、以人为本、社会公平原则与理念的落实。

  在目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胡玉鸿认为对弱者的权利保护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首先,和谐社会的构建,根基在于社会公平,这本身即需要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平衡,因而弱者的保护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其次,人权保护的主要对象即社会上的弱者,可以说,弱者保护本身就是人权保护的标尺,标志着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范围与水平;再者,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地区发展不平衡,个人收入存在悬殊,香港小神算kj25精华帖,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办法,从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良性发展。”

  他强调,总体说来,弱者权益保护的法律制度在近年来不断健全,脱贫扶贫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当然,弱者权利的保护没有止境。“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提到‘弱有所扶’,这为我们进一步健全弱者权益保护制度指明了方向。实际上,对照《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与弱者有关的诸多权益还没有在我国现行法律上明确体现,诸如适当生活水准权、适足住宅权等就是如此,可见还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的空间。”胡玉鸿表示。

  “求真务实是学术的根本之处,归类分类是研究的基本功,提升学养是学问的增长点。”这是胡玉鸿的写作体会。

  求真务实强调做学问的扎实、细致,要尽可能穷尽相关资料,研究经得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的检验;归类、分类则是做学问的基本功所在,对相关现象和理论能在逻辑层次上进行分析与分解,通过归类、分类形成新的知识;提升学习素养则是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加强自己的理论修养,形成自己成型的知识体系。

  其次,要找准自己的研究方向。学术的领域非常宽广,只能选准一个既感兴趣又能取得成果的课题去研究。

  再者,要抱持较高的学术目标。这方面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占领“制高点”,对于那些对国计民生、学科基础极为重要的理论话语,若同学们能够参与、甚而成为发起人,这有利于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二是填补空白点,对学术上少有人问津但又具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加以研究,填补学术的空白;三是深化聚焦点,对热点话题、疑难案件等,能够想得更深刻、更全面,才能避免人云亦云。

  从2012年起,屈文生一直在关注着相关领域。“我从事跨学科研究,大概是受我的教育背景和我受到师从的名师影响而决定的。”

  在研究阶段,检索和研究每一份档案的过程都让他难忘,心情无比亢奋。阅读同行的研究成果和汇编成果,也是难忘且愉悦的事。有一次,当他浏览《篇名目录及分类索引》(张西平教授主编,顾钧、杨慧玲整理)时,偶然发现了《南京条约》回译本的线索。

  “可以说,这件事最为难忘。正是这次发现开启了我的不平等翻译史研究计划,并且将研究发现发表在《历史研究》之上。”

  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及制度经历了自1842《南京条约》订立至1943年废止治外法权逾百年的进程,这一百年被史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称作“条约世纪”(treaty century)。其中,美国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借用法国汉学家高第(Heri Cordier)的说法,将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76年《烟台条约》视作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三个阶段的节点。除以上三部条约外,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和1902年《马凯条约》也格外重要,尤其是其中的翻译问题值得格外关注。在反复考量后,屈文生决定将上述六大条约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道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屈文生表示,最主要的困难是时间分配。“我在2018年到学校科研处工作后,行政工作挤占了大量研究时间。后来,我及时吸收了我的学生万立(现在读博士生)加入到项目研究中来,这项成果共包括9个专题,其中4个专题是他加入后,我们合力完成的。”

  尽管求索路上困难重重,屈文生仍心怀感恩。“这项工作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学校优渥的学术条件,特别是学校图书馆提供的网上检索资源。学校浓郁的跨学科研究氛围和全国知名学者带给我的启发,都是我的动力。”

  诸多挑战下,屈文生始终坚持着。“这是兴趣使然。教书育人和做研究,就是大学教师的本职工作。我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于他而言,付出有回报固然可喜。但最重要的,还是追求学术研究本身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快乐。

  屈文生坦言,即使是在参选时,也没有志在必得的想法,并未刻意追求。获奖后,惊喜之余,他也进行了一些思考。“本项研究所以能够入选文库,我想主要还在于成果有一定的跨学科性。”

  他谈到,这项成果涉及翻译学、法学、史学及语言学,在上述领域内引起了一些关注和影响。围绕这项研究,屈文生团队已有11项阶段性成果(论文和译著),其中9篇发表在《历史研究》《中国翻译》《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法学》《探索与争鸣》《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历史教学》等CSSCI来源期刊,1篇发表在SSCI和A&HCI双检索期刊Semiotica,还有1部译著《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在国家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分成果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历史学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二次文献转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华政的水,华政的土,华政的先生们,滋养着屈文生的学术性情。“学术于我而言是事业,亦是矢志追求的一种生生不息的状态。”

  对于今后的学术道路,屈文生有着美好的展望。“对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来说,四十多岁才是学术生涯黄金时代的起点。”学者靠学术作品讲话。他希望未来自己能够完成一两部像样的英文著作,延续着感兴趣的法律翻译、法律史、翻译史及中外法律交流史等领域,最好还能做些拓展性工作。

  目前,他正在全力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立法文本的翻译工作,这是一项大工程,耗时耗力,但他有信心、有毅力去做好。

  得到学界同行一定程度的认可,是动力,也是压力。“我会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探索,继续做好翻译史研究和中西法律交流史相关研究工作。”

  “学者的使命还有培养人才,希望我培养的学生个个都能超过我,比我做得更加出色。”他笑言。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这是屈文生对自己的要求,亦是他对华政学子的殷切嘱托。